我对于中国城镇化和城市建设的反思始于1996年，当时，我为自己的回国前景投石问路，乘火车从香港、深圳经上海北上，到达北京，眼前的景象令我震撼：在深圳，那些带我参观的人们都以城市中超尺度的宽广大道为豪，却无视一位老农吃力地蹬着三轮车、负重横穿马路时的惊慌失措；城市中心大面积的良田撂荒，野草丛生，名曰预留作为深圳市的未来中心区（现今这里果然成为了拥有巨大的花岗岩轴线和中央公园的中心城区）。上海的浦东正在开发，上百座在建的楼房，构成一片吃力生长着的怪异钢筋水泥丛林；列车窗外，沃野里平地拔起一两座高楼，地面上却是一片狼藉—湿地成了建筑垃圾堆填场，村庄只剩下断墙残垣。北京的大街小巷则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街道拓宽运动，包括北京大学东门外的中关村北大街，一排排高大的白杨树被悉数砍去，一片片低矮的四合院被推为瓦砾；河流治理工程也同时兴起，河道硬化和截弯取直工程将河道两侧的茂密树林伐去；所到之处，用于开发小区的地块被高高的围墙圈起，“三通一平”的工程迅速将“生地”变为“熟地”；奇花异卉和来自乡村的古树被肆无忌惮地用以装饰街道、政府大楼前的市政广场和新建住宅小区。全国人民似乎都在欢呼：让中国的城镇化来得更快速而猛烈些吧！
而我当时所见的一切，均是与我所学到的城镇化和城市建设理论和观念相违背的。深受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伊恩·麦克哈格的《设计结合自然》等著作的影响，我确信中国正在陷入疾患，犯了西方城镇化和城市建设已经犯过的错误！于是我心生不忍，匆匆于次年一月回国，自命不凡，开始大声疾呼，并投身于阻止和治疗城市病的艰苦工作中。
多方求证之后，我意识到，这种病同时因为4类人所携带的病毒而起：第一类，也是最主要的一类病毒被城市建设的决策者所携带，这种病毒由“权力+GDP业绩考核+低俗”结合而成，它可以开动国家机器沿着特定的轨道前行，因而拥有巨大的杀伤力；第二类病毒被开发商所携带，这种病毒由“资本+贪婪+缺德+低俗”构成，所以其携资本的力量，创造并适应堕落时代的广泛需求；第三类病毒被规划设计的专业人士所携带，由“奴性+陈旧知识+权威”结合而成，所以，凭借知识的迷信和“知识就是力量”的符咒，往往能助纣为虐；第四类，则是被广大的民众，也就是城市的受众所携带，由“盲从+低俗”结合而成，为其他几种病毒的泛滥提供社会和文化环境。由于上述四类病毒的侵害，中国城市泛滥着我们今天已经普遍感受到的各种城市病：文化与社会的、经济的、生态与环境的，在此无须枚举。我认为要阻止这一人类有史以来最泛滥、最严重的“流行病”，必须对这4类病毒的携带者同时进行治疗、对症下药！且必须是猛药！
我的第一剂猛药是开给城市决策者和开发者的。我于1998年便开始发表系列文章，发起了对城市化妆运动的猛烈批判，并明确指出，这是封建集权意识、暴发户意识和小农意识的综合症，克服这一系列病毒的良药是“续唱新文化运动之歌”，使决策者重新回到我党建党之初的伟大理想，回到“德先生”和“赛先生”，并在中央和地方级电视台，以及各类市长和部长级研修班上宣讲（该药的核心内容后编撰于和李迪华合著的《城市景观之路》[2003]一书中）。
我所开的第二剂猛药叫作“生存的艺术”和“反规划”，是开给规划设计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包括城市规划师、景观设计师和建筑师等）。这剂药是从专业批判和自我批判开始的，我批判了中国传统园林没有能够走出封建士大夫的“园”，没能走向探究土地适应新时代快速城镇化需求之路，而丧失了解决迫切的人地关系领导学科的地位（此观点集中体现在1998~2000年在《中国园林》上发表的系列文章和《生存的艺术》一书中）。我也批判了计划经济时代助纣为虐的城市规划方法论，它滋长了权力机器的膨胀和开发商的贪婪；因而我大喝住手，并下了“反规划”的猛药（2002年首次发表，集中体现在我和我的同事及学生合著的《反规划》[2005]一书中）。强调必须先做不建设规划，尽快划定禁止建设区，特别是生态红线，来阻止病态城市的蔓延，并在具体方法和技术上提出了通过判别和规划生态安全格局和生态基础设施来确定生态基底，并通过生态基础设施—而非灰色基础设施—来建设诸如“海绵城市”等生态而宜居的可持续性城市。
我所开的第三剂猛药叫作“大脚革命”，是针对大众文化的—这里的大众当然也包括上述三类人。我坚信，“大脚革命”是解决中国城市病的社会文化基础，其核心是批判上千年来中国文化中的小脚审美—以牺牲健康和功能来换取畸形的美丽—而倡导寻常、健康的大脚之美，倡导“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这是一场城市启蒙运动，一场新美学、新文化的运动。它呼唤生态环境意识的觉醒，回到平常、回到土地、回到公民性。这剂药是通过大众媒体传播的，最具代表性的是被收入中学教科书的《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江苏版）一文，以及在网上流传的《大脚革命》“一席”报告和大量相关散文；此观点亦集中体现在散文集《回到土地》[2009]一书中。
上述三剂药如要起作用，还需要有相应的触媒。我认为有4个触媒可以有效地传播思想、发挥药效：
第一是向“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思想领袖学习，走出大学的象牙塔，直接与“病毒携带者”交流沟通，为他们当场治病。我发现关于这一途径最有效的方法是与决策者进行交流。他们是中国社会中具有抱负也聪慧的族群—除了部分人假公济私以外—他们能够快速接受新思想并令其发挥效用。在给书记、市长们讲完课后，我常常在一小时内即被拉至工地现场，当场制止正在进行中的河道裁弯取直工程、民居或工业遗产拆迁工程、湿地填埋工程等。其中，最最直接有效的是向最高决策者建言，例如，我关于国土生态安全格局、“海绵城市”建设、大运河遗产廊道保护等方面的建言，最终都被国务院、国家部委和最高决策层采纳或参考，并在全国发挥效用。这令我非常欣慰，也使我对治理中国城市和国土充满了信心。
我对秉信陈旧专业知识的技术官僚和所谓的“专家”感到无奈，他们不但很难接受新的思想，且往往是旧知识体系的卫道士，也是既得利益者。而对于中国的广大民众的教育，只能慢慢来，并需要从娃娃抓起。所以，我特别热衷于给掌握权力且并非专家型的市长们、带孩子的家长们，以及广大的青年学生授课。
第二，当然是办学。通过培养新一代技术官僚，在可预见的将来，将会对根治城市病有重要的功效。与第一种途径相比，这是一个中长期的工程，也可能是个星火工程。但毕竟，北京大学的学子毕业后即便不能谋个一官半职，但有幸成为未来的总规划师也未可知，如果我可以在有生之年看到他们中有人能解救一方的人民和土地于病痛之中，将是一件欣慰之事。但办学谈何容易！经过15年的努力，从设立中心开始，经过研究院、学院，我和我的同事都从黑发变成了白发，曲线救国，终于办起了一个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入驻未名湖畔的红四楼。其间的艰辛，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第三，也是从“五四”新文化时期的先贤那里学来的：发表文字、创办杂志，包括新媒体。开始时给一些杂志的投稿都被欣然接受，但由于良药苦口，这些批判性的文章很快引起了行业内部分专家的关注，甚至愤怒。因为直言不讳但有效用的文章不能顺利发表，于是便和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决心自己创办刊物。当然大家都明白，这很难，办了5年，连个“户口”都没有，只能以书代刊。之后终于有了自己的刊号，办起了这本《景观设计学》期刊，并在同志们的齐心协力之下，获得了国际认可。
第四，实践。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土人设计从无到有，近500名同仁的参与和努力，为我的理论的发展和检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地和后盾。“大脚革命”的思想分别在规划和设计两个层面上展开：规划层面是“反规划”和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包括“海绵城市”）的大量规划实践；在设计层面上，则是大量低维护的、以综合生态系统服务为目标的当代城市设计和景观工程实践。生态性和当代艺术性是这些设计实践的标志。
到目前为止，体现上述思想的土人实践已经遍布全国200多个城市，并走向了国际。我可以自豪地说，它们在解决中国城市问题病症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篇文章读起来像是在自吹自擂，也或是给所有一起艰辛走过来的同志的告慰，但在如此浩瀚磅礴的时代大潮里，不写自己知道的那点事，还能写些什么有深度的文字呢。毕竟我有幸经历了这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高潮，并自命不凡地苦苦抗击着蔓延全国的各种城市病，一路走来，倍感孤傲，却努力留下可供考据的文字及实践案例。抛下这一堆砖，权当为后来者敲打、批判或吸取经验教训，以作玉石大厦之粗料吧！
